戴木才
一般而言，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依托，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个体化、绿色化等为标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发展进步的社会化过程和状态。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虽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但是历史发展表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世界版图，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写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将对其概念、范畴、理论、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等形成颠覆式挑战。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发展，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模式；它创新发展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一、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及其被超越的历史必然性
从社会制度的发展看，当今世界的现代化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种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共性，如经济发展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发展上的民主化、法治化，文化发展上的个性化、多样化，社会发展上的公民化、城市化等，又具有各自现代化的殊性，集中体现为制度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应当看到，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类型的现代化都有着历史必然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它的历史功绩是极大地破坏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思想道德观念，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思想道德观念，促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开拓了世界市场，既建立了近现代化的大城市和统一民族国家，又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推动了世界性交往，创造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前半阶段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上，第277页）。如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表现为多层次、多阶段、立体化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和发展图景。
在唯物史观看来，西方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逐步确立的。“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变革开辟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现代’的科学含义。”（罗荣渠，第20-21页）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反映的是以“劳资关系”为表征的“历史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分析了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资本的这种“历史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性，他们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8页)资本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资本在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面扩张，表现为越来越依赖于生产资料，越来越依赖于市场规模，通过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并通过创造许多新需求来制造消费，以满足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闭环，从而在客观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和交流推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8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现代社会的形成是由现代生产方式决定的，所谓现代生产方式，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资本的生产，即通过资本实现绝大部分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出现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进而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资本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形成的关键一步，也是资本文明的表现，是现代化的“惊险一跃”。因为只有将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才能将人作为一个追求生活资料的交换主体独立出来，人才能作为货币拥有者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换。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第二步是资本的再生产。资本不是货币，“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页），资本每一次与雇佣劳动交换的过程，都是自我增殖的过程。“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2页），即资本蕴含着自我增殖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资本再生产。第三步是资本的全面扩张，即由资本再生产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对各个领域及世界各地的全面扩张。一方面，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自我增殖存在一个必然趋势，即“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而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关键，就在于提高生产资料的科技含量和利用效率，加大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比重，“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2页）。这一过程，体现着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转化。（参见同上，第95页）这也就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力要素中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全面扩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9页）。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需要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并将其消费掉，完成生产闭环。不管在什么地点，资本都需要“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同上，第387页），这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空间法则”，“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同上，第521页）。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全面扩张和“空间法则”必然要求：第一，“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参见同上，第388页）而这一过程表现为：“（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8页）所以，资本的全面扩张和“空间法则”，必然带来世界市场、全球化以及交通工具、交换方式的创新，必然造就现代化全面扩张的世界性现象。“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同上）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然而，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将资本抬到社会本位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居于至高无上的社会本位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其恰恰是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扬弃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揭示西方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切国家、民族或地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一般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分析和规律揭示诠释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和普遍规律的观点。马克思写道：“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这个序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及的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到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演进形态——引者注）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演进序列循序上升”。（罗荣渠，第61页）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他对西方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揭示，只能“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9页）；也再次反对了当时俄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所认为的俄国当时必须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并指出由于农村公社的存在，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而通过充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力占有的一切有益成果，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8页）也就是说，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是现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共性规律，而将资本作为发展工具还是作为发展目的或社会本位，则成为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将资本作为发展工具，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是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尝试，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模式，而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则需要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把西方式现代化等同于所有现代化，而恰恰是反对将西方式现代化等同于所有现代化，认为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跨越“卡夫丁峡谷”而创造现代化的新模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种成功尝试。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具有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质不同。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两者的本质不同又体现在哪里？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也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如果是，又是如何体现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需要并且必须作出回答的元问题，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的建构。
在唯物史观看来，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走向世界历史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西方式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正是因为其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把劳动者即人民作为剥削的对象。资本本位意味着资本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处于支配一切的主宰地位，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结果。在资本自我增殖的过程中，资本呈现为一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资本生产关系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资本因成为“过程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45页）而获得主体性。然而，西方式现代化在发挥资本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受资本本位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率下降趋势的困扰——在“自我增殖”的历史过程中导致“自我贬值”，在“克服限制”的发展过程中导致“自我限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导致“毁灭生产力”。
历史证明，不仅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发展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依靠着现代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两者的共性。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是人民本位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是资本本位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扬弃和超越资本本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人民从服务资本的对象转变为资本服务的对象，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将人民的劳动创造、共建共享作为内在规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将资本转化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服务的现代化工具，从而实现了“资本—人民”的本位置换。人民本位的现代化，与资本本位的现代化根本不同，其把在资本主导下的“资本—劳动—人民”三者之间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即“人民—劳动—资本”，人民成为驾驭资本的主体，而不再是资本剥削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4页）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本位的现代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都是人的发展，都是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2022年b，第27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体现。
依靠资本逻辑的西方式现代化只局限在资本可以增殖的领域发展，而不关注资本不能增殖的领域，因而形成一种发展的越发展、滞后的越滞后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或发展状态。马克思把它形容为“螺旋形”的文明形态：“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46页）在“螺旋形”的文明形态中，在资本增殖的发展逻辑下，资本本位的发展虽然会不断有所上升和前进，但是也会由于资本的内在限制而出现危机，其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以人民为本位的中国式现代化则与此不同，它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果说资本本位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形”的自我增殖过程，那么人民本位的发展则是一种各领域全域性人人共建、立体性、“球状形”的全面发展进步过程，在不断生成和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民本位的发展逻辑下，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其发展模式是一种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资本本位意味着资本决定一切，人民本位意味着人民决定一切。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是为了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其必然依赖生产资料、市场规模、科学技术，甚至不惜侵略扩张、殖民掠夺。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西方式现代化的目的根本不同。人民本位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主体性确证，同时也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上体现这种相互决定、相互确证和相互保证。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上的人民本位，“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并存是由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形式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元问题的厘清，以及实现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使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人民本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探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
正是通过从资本本位到人民本位的本位置换，中国式现代化将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逐利的增殖逻辑转换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共建共享的发展逻辑，将资本的文明面融入人民本位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之中，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超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建构，正是立足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相统一，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中把握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谱系和路径谱系的重大创新。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没有重蹈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等西方式现代化的覆辙，也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模式的翻版，而是实现了对它们的创造性超越。一种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发展，又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乃至国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形成。
三、中国式现代化路径谱系的实践创新
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出一条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式现代化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式现代化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路径谱系的创造性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2022年a）
（一）超越逐利剥削，实现共建共享
资本本位决定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构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终极指向。这一终极指向，意味着其他所有目的都要为追逐剩余价值的逐利本性让步、服务。而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坚持和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普遍剥离和无偿占有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的所有制，而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页）这一现象即便是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北欧模式，也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反而因为公平与效率的悖论陷入两难境地。这是因为，北欧模式也无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无法解决私有制下第一次分配中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情况，无法解决资本家窃取工人创造财富和文明的状况，而只能在第二次分配中改良和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分化。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就成为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在此意义上，追求剩余价值的西方式现代化实现的只能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而不可能是劳动者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本位，这决定了一切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定和表现形式，从而从根本目的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逐利本性和资本逻辑。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而言，所谓共建，就是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繁荣、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资本只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方式存在；所谓共治，就是全体人民作为国家治理主体，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推动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决策和管理，通过搭建平等协商共建的平台，实行全过程民主，集思广益，发挥所长，互动合作，确保国家治理体系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一致，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所谓共享，就是人民群众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成果共享的主体，即由人民群众共同建设的现代化成果由人民群众共同享受。不像西方式现代化，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走向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甚至对抗，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创造、共同拥有、共同支配、共同享受。这是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结果。
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劳动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第一支点，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总根源，既是破解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增殖秘密的钥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和最终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途径和奥秘所在。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极大地激活了人民劳动创造的内驱力，劳动不再是资本本位主导下的一种异化现象，而是一种内在需要和创造活力。人民群众不仅成为劳动创造的主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且成为劳动创造成果的拥有者、支配者、享受者，从而激发出自身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正是在这种劳动成为内在需要和创造活力的状态下，中国人民在劳动认识、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劳动行为和享受劳动成果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用劳动汗水创造出来的。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这一把钥匙，就难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同时，人民群众也在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与自然、社会、历史、他人“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从而不断地生成着自己，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有意识的人、主体性的人和发展着的人，不断生长着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社会发展进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所在。劳动创造力不仅是破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钥匙，也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和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资本本位主导下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那种不对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不是借助货币的物化关系掩盖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而相互确证的平等关系。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与共同作用和对物的占有来互相确证的，其结果和最终目的必然是走向共同富裕，而不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同上，第161-162页）邓小平深刻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缘由和制度保障，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格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除了在第二次分配中平衡收入外，还让先富地区通过投资、帮扶、财政转移等方式，帮助落后地区共同富裕起来；通过形成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群众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表现在现代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交通网络和现代社会治理的形成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性保障和公共性条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困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志，这一人类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深刻影响了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
（二）超越自发生成，实现历史主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式现代化，实际上是资本增殖自发生成的历史结果。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资本增殖，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被西方经济学理论用来隐喻参与经济运作的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进行的商业行为，恰好为整个社会福祉作出相应贡献，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福祉时的效果还要好、还要大。实际上，“看不见的手”掩盖了资本的逐利本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自由行动而自发建构并演进扩展而来的经济秩序。还有“自发秩序”这一概念，被西方经济学理论用来描述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群自私自利的个体，在自身组合而成的社会中，非人为刻意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秩序。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或“耦合秩序”，“比任何设计都能实现社会资源更有效的配置”（qtd. in Petsoulas，p.2），而且人的大脑、科学的产生、民法的形成也被描绘成一种自发秩序，政治民主是政府的自发秩序形式，甚至生物进化、宗教信仰、语言艺术和文学作品也成了自发秩序，似乎一切社会存在都是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被声称为优越于人类头脑根据所需信息的细节而设计的任何秩序。(cf. Hayek，p.8)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进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西方式现代化以头足倒置的方式创造出了许多新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提。他说：“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页）但是，西方式现代化是一场不自觉的历史生成过程，新产生的需求并不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只是为了满足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样便容易出现虚假需求的现象，从而出现种种内在悖论。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西方式现代化出现了诸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娱乐至上、单向度的人等现代性问题。
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把握历史主动的基础上推进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主体自觉推动的现代化，是人民本位、共建共治共享、人民驾驭资本增殖逻辑的现代化，极大地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自发生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首先集中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主动和自觉生成过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32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把“为什么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同上，第1页），同时也将这一发展目的看作一个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发展及自身的需要依次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中全面发展个体、健全社会，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至善追求和终极指向，同时也正是在追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具体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理想向现实、现实又向理想不断转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推进，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自发生成，其是中国共产党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历史主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劳动创造而走出来的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统一起来，绘制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宏伟蓝图，而且还通过制定“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等重大举措，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接着跑，一段一段接着干，形成发展连贯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如期或提前实现温饱、小康、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阶段性发展目标，正稳步迈向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还从发展内容、发展阶段、发展举措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从发展内容看，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现代化”主要指向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全面。从发展阶段看，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老三步走”“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从发展举措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页），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超越丛林法则，实现和平发展
历史表明，西方式现代化是通过血汗工厂、侵略扩张、殖民掠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表现为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的全面扩张将市场扩展到了全球，轰开了一切处于自然或历史状态国家的“万里长城”。西方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建立，表现为对一切传统文明的野蛮摧毁和侵略掠夺，走的是一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发展道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由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全面扩张本性所决定，在资本本位主导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中，西方式现代化试图建构一个处于对抗和剥削状态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置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国际化生产和转移，并且在“丛林法则”中不断寻找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这便成为伴随西方式现代化的顽固的“癣疥之疾”和文明悖论。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因而使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因而坚持和谐发展就成为处理国内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坚持和平发展则成为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是实现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所遵循的“丛林法则”，规避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积极倡导、践行与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探索出一条依靠和平国际环境和自身发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国强必霸”的强权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支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等一律平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张各国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这无疑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一种全新的世界意义。
显然，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是一条可资学习借鉴的现代化之路。当然，坚持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能够避免战争或害怕战争，而是坚持一种避免战争与维护正义的辩证统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正义战争也成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形式。“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7页）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和平发展把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作为重要内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所主张的“丛林法则”不同，其目的不是把军事实力作为推行扩张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大后盾，而是仅仅将其作为捍卫国家主权、人民安全、发展利益，进而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定目标顺利实现的坚强后盾，以及捍卫世界和平的有生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2022年b，第23页）
（四）超越全面扩张，实现命运与共
在资本本位和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式现代化呈现为一种全面扩张的趋势。纵观世界历史发展可以看到，自英国工业革命拉开西方式现代化的大幕后，现代化的浪潮便席卷全球，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凭借着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侵略扩张、殖民掠夺等，率先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运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和话语等先发现代化的优势，竭力鼓吹其“普世性”和“唯一性”，一时之间不少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寄希望于走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或发展缓慢或国内动荡或政治危机不断，问题重重，步入种种陷阱。由资本的全面扩张性质所决定，西方式现代化具有一种全面扩张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世界市场在空间上的无限延伸，还表现在资本关系试图对世界资源的全面占有，将一切事物包括人自身，都转化为商品进行消费，从而实现和扩大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和西方式现代化的这种全面扩张性质，虽然在客观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前提，但是却消弭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一切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取代了其他一切事物的主体性，资本成为西方式现代化中的“上帝”，其他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成了被奴役、被异化的对象。同时，西方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分思维，还使得对自然的全面占有也成为索取自然资源和所谓的人类胜利的正当性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则在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主导下，在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逻辑中，不仅彰显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中不同主体的独立性与平等性，而且建构世界现代化发展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命运与共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为世界现代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新方案、新选择，有力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普世性”“唯一性”神话和路径依赖。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逻辑，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真实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内含着与他人的关系，体现出一种主体间的平等。这种平等的主体间性，构成了不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实的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是一种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和人民本位必然要求社会和谐、安定有序，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有机整合，有效地协调个人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多重关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格局与文明状态，从而有效地调节人本和物本之间相互剥离和相互排斥的现象，抛弃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相互分离的价值定位，将发展重心从资本、物本、官本、权本等扭曲状态回归到“人本”的定位上来，摆脱各种错误的“本位”价值观对人的异化，从而形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形成命运与共的新型社会关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逻辑，在国际或世界上的延伸必然要求生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逻辑和命运与共的新型社会关系，延伸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就体现为人类命运攸关和命运与共，这是个体之间命运与共的社会关系在国与国层面的折射，是个体命运与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表达或“类”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0页）这一论断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关怀和世界情怀。“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54页）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逻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然要求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应然上讲，命运与共的新型社会关系理论，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从实然上讲，命运与共的新型社会关系这一存在本身，又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环境就是民生”成为环境与人民之间共生关系的重要内容，自然生态成为人的主体性内容，打造优美环境、满足人民对优美环境的需求，自然而然就成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标准。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将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创建绿色发展模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2022年b，第23页）
（五）超越唯我独霸，实现合作共赢
现代化理论之所以成为显学和为世界所关注，实际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密切相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避免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宣传，试图用现代化理论对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话语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话语对抗和话语权争夺。现代化理论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需求，以经验归纳方式将西方式现代化的现象、表征、特点作为判断和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世界范式，凸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文化建构和生活方式的普世性、唯一性乃至终极性，呈现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唯我独霸”的理论态势、实践态势和话语态势。同时，在资本本位的主导下，西方式现代化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的力量，越来越提高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比重。为了实现和扩大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更多更快地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科技创新也呈现为一种不为人类所共有共享、具有排他性的发展态势。总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借助经济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形成了一种强势话语霸权，所谓“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即是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则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唱响了“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发展主旋律，成为打破西方式现代化“唯我独霸”话语情境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坚持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推动各国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谋求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霸，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的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新时代的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也是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的伟大梦想，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伟大梦想。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旨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集中体现了“合作共赢”这一价值理念。这一倡议根植中国历史，面向世界未来，顺应了世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古丝绸之路积淀着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继承弘扬这种“丝路精神”的创举。它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努力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谋求中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一种全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中国与他国的合作共赢。新时代的中国积极主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合作性，鲜明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和全球治理观，将有力引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历史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是和平而不是动荡，是进步而不是倒退。中国将日益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四、简要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史无前例、深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鲜明地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创造性地实现了从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本位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创造性地建构了以共建共享、历史主动、和平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等为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从而超越了以逐利本性、自发生成、丛林法则、全面扩张、唯我独霸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深刻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走出来的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新诠释。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形成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发展，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多元建构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径的历史性进步。
（作者简介：戴木才，1965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重大创新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伦理等的研究与教学。）